近二十年来，中美关系是中外学者研究的一个热点。究其原因：一是由于中美关系正常化以后，两国交往日趋频繁，这种形势迫切需要加强中美关系史研究；二是由于美方大量档案的解密，为史学工作者研究中美关系史创造了条件。因此，在近二十年中，美国学者研究中美关系的著作之多，涉及领域之广，前所未见。如在中美政治关系史研究方面，主要有舒美克的《美国人与中国共产党人，1927—1945》、柯文的《中国的发现》、孔华润的《美国对中国的反应》、韩德的《一种特殊关系的形成———1914年以前的美国与中国》、沙勒的《20世纪的美国与中国》、迪安的《善行与炮舰———两个世纪的中美交往》、F．R．杜勒斯的《美国对共产党中国的外交政策1949—1969》等专著；在中美经济关系史方面，主要有郝延平的《中国近代商业革命》和《十九世纪的中国买办———东西间的桥梁》、刘广京的《英美航运势力在华的竞争，1862—1874》等，在中美文化关系史方面，美国学者近年来颇致力于近代美国来华传教士和教会学校的研究，代表作有卢茨的《中国教会大学史》、《中国政治与基督教》，詹姆斯·里德的《传教思想与美国东亚政策》等。在此期间，美国学者还编辑出版了二战及二战后的大量历史文件集，一些事件经历者也出版了很多回忆录，如白修德的《探索历史———一个人的历程》、谢伟思的《在中国失去的机会》、包瑞德的《美军观察组在延安》、戴维斯的《抓住龙尾》、范力沛的《美国特使马歇尔出使中国》和《司徒雷登日记》以及司徒雷登在1946—1949年给美国国务院报告的摘编《被遗忘的大使》等。美国学术界也推出了一批颇见功力的探讨二战时期中美关系的学术专著，如保罗·瓦尔格的《门户关闭———1936—1946年的中美关系》、沙勒的《美国十字军在中国，1938—1945》、威廉·海德的《美国在华驻足———1942—1948年的美国外交政策及其对中美关系的影响》、塔克曼的《史迪威与美国在华经验》、博格的《未定之秋》、恩内斯特的《杜鲁门政府与中国》等。
总的来说，美国学者近年来对中美关系史的研究题材广泛，有一定的深度，学术性与现实感紧密结合，感情色彩较少，力图比较客观地对待历史事件和人物，使用的档案资料非常多，确有值得我们参考和借鉴之处。
中俄（包括前苏联）关系史的研究一直颇为俄国学者重视。近年来，随着中俄两国的交往大增及有关档案的解密，中俄特别是中苏关系史的研究更趋活跃。已出版的有关中苏关系的专著主要有P．C．米罗维茨卡娅的《国民党对苏战略》、A．B．麦里克谢托夫的《中国革命的胜利，1945—1949》、A．M．列多夫斯基的《美国对华政策与苏联外交，1942—1954》和《苏联、斯大林与中国的命运———文件和事变当事人的证明，1937—1952》、A．M．杜宾斯基的《1937—1945年中日战争时期的苏中关系》等。从这些成果可以看出，俄国学者在中俄关系史研究方面有以下特点：一是研究重点逐渐向中国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和新中国成立后转移；二是与50年代和中苏关系破裂时期不同，学术研究受政治干扰少，正向着比较客观、实事求是的方向发展；三是利用的资料较为全面、丰富和新颖。
由于香港、澳门的回归，中英关系、中葡关系的研究一个时期以来也颇受欧美学者的重视。在中英关系史方面，值得一提的有安德葛的《香港史》、卡梅伦的《香港：人工培育的珍珠》、艾尔利的《蓟与竹———骆克爵士的生平与时代》、克里斯韦尔的《大班：香港商业王公》、景复朗的《汇丰银行史》、迈纳斯的《香港的政府与政治》、扬逊的《香港的经济发展和政策》、梅勒的《香港大学史》、杨国伦的《英国对华政策，1895—1902》、季南的《英国对华外交，1880—1885》、阿伦·谢伊的《英国与中国，1941—1947》、弗里德曼的《1931—1939年中英关系》等。这些著作大都史料充实，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在中葡关系史研究方面，比较有影响的著作有蒙他笃的《历史上的澳门》、科蒂斯的《澳门纪事》和《澳门与英国》、苏萨的《帝国的残存———葡萄牙在华贸易和社会与南中国海，1630—1754》、萨布拉赫曼尼亚姆的《葡萄牙帝国在亚洲，1500—1700》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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